文/王春晖 科技杂谈
最近，对国外虚拟运营商发展的三个时期进行了研究，尤其研究了国外虚拟运营商失败的教训。
我认为，中国虚拟运营商的准入与发展之路径，必须在三方面做足功课：
一，立足于业务和商业模式创新。
在世界各国，虚拟运营商的准入，主要是基于当地的社会分工，规模经济和服务提升。
中国亦如此。
因此，虚拟运营商应系统地研究“三新战略”，即新思维，新客户，新领域，绝不能仅仅在170码号和4G上，做更多的电信业务文章。
纵观整个ICT的发展历程，技术进步往往得益于偶然发现，但业务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则是基于客户的需求，尤其在2.0时代，客户需求的特征表现出个性和共性的相互统一。
因此，虚拟运营商的发展，更需要超强的远见和系统的思维。
二，从“生不逢时”转变为“生逢其时”。
可以说，我国虚拟运营商的准入，已经错过了最好的发展时间窗口，在当前已处于“后电信时期”的移动互联网时代，以虚拟运营商的先天条件，可谓生不逢时。
那么，如何将生不逢时变为生逢其时？
必须看到，后电信时代的空间重点，定格在已成大势的移动互联网，今后的电信监管重点，也将转向移动互联网的内容和模式。
未来，虚拟运营商谁能真正抓住移动互联网的生态链（注意：是移动互联网的生态链，不仅仅是平台，更不是产品），谁才能成为最大的赢家。
因此，虚拟运营商应更多关注智能MID，系统平台，应用服务，电信设备以及基础运营商的价值占比，竞争格局，技术趋势，资本投入等，形成能牵引移动互联网生态链的金融，技术和业务平台。
三，混合所有制：发展最佳选择。
我建议，虚拟运营商的产权结构，应当从民营产权向混合产权结构过度。
由于政策限制，虚拟运营商本身无法直接拥有电信网络资源，只能通过租赁基础电信运营商的电信基础设施，为其最终用户提供电信服务。
因此，对虚拟运营商而言，其经营风险主要来自网络资源和政策性风险。
我以为，虚拟运营商与基础运营商的网络资源，如果一直以“用益物权”的方式运行，将难以长期持续；契约式虚拟运营的模式，也无法解决虚拟运营商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。
如果，虚拟运营商与基础运营商之间，以混合所有制的模式合作，则有可能从根本上实现网络物权在经济上和法律上的清晰化。
这里，还必须提一下，将于2014年3月1日实施的《劳务派遣暂行条例》。
根据该条例要求，用工单位使用的被派遣劳动者数量不超过其用工总量的10%。
为此，目前三大基础运营商已在考虑裁减劳务派遣员工。
在此，我强烈建议，基础电信运营商不应该裁减目前劳务派遣员工的比例，这不但会引起社会的动荡，而且，对长期以廉价劳动的方式为运营商做出贡献的派遣员工来说，这也是极不公平的。
我建议，最好的模式是将目前的劳务派遣制，改为服务外包模式。
这种服务外包体制和产权，可以优先考虑与虚拟运营商合作，以混合产权的模式重组，但基础运营商的产权一定要占有一定的比例，这样，也将显示基础电信运营商给社会带来的改革红利。